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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奔了三十岁，还没写出长篇的东西，心里着急。《艳阳天》出版后，反响很大。我心中非常得意，觉得自己三十而立了！读者喜欢我，每天都收到好多来信。单纯谈文学的很少，都是从政治上谈。不过当时正闹“革命”嘛，读者怎么说都可以理解。
从1966年到1970年底，这五年间，我跟全国所有的作家一样，是在斗批改、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中度过的，完全放下了笔。197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重新返回了北京，于是在顺义箭杆河边南彩卫生院闷头开始写我的第二部长篇。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偏爱《金光大道》，因为从人物故事到所蕴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但人们更喜欢《艳阳天》。现在想来，读者是有道理的，当时过于强化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点我是二十年后才认识到的。
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我不能上天入地，只能跟着风浪颠簸，所以这一段的历史脚步是复杂的、险峻的，而且表面上丰富多彩，内含着各种滋味。以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看了我的档案，认为我出身好，长期在农村写作，群众反映不错，便把我推到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实权位置，由此开始毁誉不一的几个月造反日子。
“四人帮”倒后，一开始把我说成帮里的人，传闻特别多，开会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发言稿，说我是江青的面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冻了一夜。这怎么可能呢？我上钓鱼台从来不能用机关车。江青和我聊天，大都是关于《艳阳天》的。
江青对于会咏他们说:“你们几个有搞音乐，搞舞蹈的，没有搞文学的，你们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我说:“我从来没做过党的工作。连小组长都没当过……”江青指着我说:“你太客气了……”我听了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是正话还是反话？
我对官场事情不太感兴趣，我干不了这事。开会还要记录，连皱眉头都要记。我只是想，被江青重视的人不会挨整的，我可以踏实地搞创作。
我不去文联了，工资都让孩子们替我领。苦闷和寂寞成了生活的主要特征。我对过去岁月的看法是:那种处境下有一度辉煌，在一个年轻的我来说，确实有所惬意，有所满足，但也伴随着旁人难以知道和体味的惶恐、忧患和寂寞。我赶上了那个时代，并有幸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我对当时的创作不后悔。
我已住到了“泥土巢”，是三河县委县政府给我在县招待所盖的小院，在这个“巢”里我创办了《苍生文学》。我老了，再老下去就得死。然而，文学事业不能老，更不能死。我太爱这个事业，爱得发昏，爱得成癖，爱了足足一生。这样的深爱，将会跟我的生命并存亡。(节选自《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华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版口述/浩然采写/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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