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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扬
包括地震在内的天灾人祸，其实一直在我们身边不断，但似乎都没有造成全民的情感伤痛，痛的只是少数知情人。此次汶川地震如果不是传媒较为透明的报道和现场直播，情况大概也一如既往，很多人顶多像往常那样知道在一个较为偏僻的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然后轻轻的叹息，一切如旧，照样上班下班，匆匆忙忙做着自己的事，吝啬得连嘀嗒一秒投注于外界的心情都没有。
但这一次情况有变，电视画面和电话录音有了现场感，很多人在电视屏幕前不忍离去。望着倒塌的学校大楼，听着凄楚的啜泣声，内心被一种酸楚煎熬着。终于有了一种表达的冲动，为了那遥远的灾区同胞，长句短句像援助的手，在一个时间伸出来。“国家不幸诗家幸”，赈灾诗歌的复兴，是当代文学不死的象征。科学技术已经走得很远很远，大胆想象未尝不是人的天性。但人性的另一面，坚固如旧，改也改不掉。与文学粘连着的浓浓的人情，在赈灾诗的悲悯基调和舒缓节奏中一次又一次复现。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叹息，只有中国才有。
面对“9·11”的灾难，面对伊拉克战火，美国人和阿拉伯人没有选择文学举国同唱。唯有当代中国，在一次又一次巨大的天灾人祸后，迎来了诗歌的集体倾述。有人曾用“天谴”说来解说灾难的人间效应。但我想应该用“美育效应”来解说诗意盎然的文学救赎。大灾之后的人间悲痛，靠什么来释放和抚慰？在一个高科技时代，不抛弃，不放弃是需要的。但技术只能解决局部的、个人的问题。瓦砾下生死争夺，生命的获得是以单数计算的；心理医生的治疗，也是一对一地进行。面对巨大的灾民队伍和那些长久驻足电视荧屏泪流满面不忍离去的人群，文学似乎有一种疗救大众的社会效应。诗的旋律一遍又一遍在悲痛的心灵上空盘旋，再坚强的人也会为此落泪。但此时的泪水不是无助无奈的叹息，而是为那些不死的亡灵在超度。祭奠时的歌舞齐鸣，是远古时的先民为逝去的先宗快乐地远走高飞而祈祷。后现代的今天，蛮荒远古时代的祭奠仪式已渐行渐远，但抽象的心理仪式不依不饶还牢牢盘固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对国殇，美国人和阿拉伯人不会选择举国吟诵，以诗悼亡。他们会在教堂或清真寺祈祷和念经。而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宗教的祈祷不会是举国悼念的方式，但文学的表达倒是一种普遍的选择。蔡元培先生在一个世纪前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今天好像这一切都得到了印证。在巨大的悲恸时刻，没有一种东西可以比诗来得更有力量。不信，请你翻阅那些刚刚出版的赈灾诗集，文学的粗糙阻挡不了人性的汹涌浪潮。与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援助相比，大象无形的诗有一种潜入心灵的化解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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