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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岱宗
最近读了张旻长篇新作《邓局长》(在《收获》发表时题为《谁在西亭说了算》)，其中有三个不寻常之处引起我的关注。
第一个是，小说中表现的人物欲望的低俗化，却将低俗化本身自然化甚至审美化。事实上此书中无所谓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有的只是欲望人物。作者以津津乐道的方式讲述一个小官僚男子追求一位美丽女子的故事，小官僚也认为他是喜欢追求带点诗性的爱情，他不可遏止却又几乎每一步都是那么水到渠成地实现欲望。你几乎无法说他是低俗的，因为他个人认为他是非常真诚的。作者试图做一个实验，那就是让一个虽无呼风唤雨的能力，却在一个地方上能吃得开的小官僚毫无道德焦虑地去快乐地实现欲望。与那土匪式样的爆发户爱情，如《兄弟》中的那种滑稽式的炫耀型情欲铺张对比，这部小说中的邓局长的情欲实现具有幽灵化的效果。他穿梭，挑逗，窥视，欲擒故纵，有张有弛。这个人物事实上成为这个时代平均数的欲望男人的代表人物。他爱女人，爱得那么自然，所以你会发现有时说他堕落你就太过分，说他低俗你就太正经，说他没有原则你就太伟大了。你只能说他是一个善于变形柔弱无骨的男人，他像幽灵那样穿越小镇和城市，又像幽灵那样穿进女人的身体和心灵。他就是这种与时代欲望无任何紧张冲突的男人，他其实才是活得最好的男人。这种人被如此审美化地写出，在当代中国小说中极少见。
第二，故事表面的三言二拍化与故事意义的晦涩化的矛盾。表面上这是一部警世小说，里头还动用了一点弱者复仇的故事，然而，一切到后来都自行消解了。正义感在幽灵化的欲望面前显得有点弱不禁风。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其实所谓的恶霸式占有女人的故事已很陈旧了，而邓局长式的欲望实现则有新意。为什么呢？因为邓局长式的欲望实现，让整个故事模式来了个翻转，整个故事由复仇警世模式向轻喜剧式的欲望大团圆模式突转。显然，作者并不是为了给读者提供安慰才这样做的。他不是在贩卖审美的镇痛药，而是有其叙事美学上的企图，这个企图就是利用后面多少带点讽刺意味的大团圆来消解前面的复仇警世模式。在我看来，复仇故事是为了照顾一般性的故事认同需要，因为如果你要讲述一个男人的腐蚀性欲望如何旗开得胜的故事，那在通常意义上很难获得合法性的认定，而一个人要是告诉你，故事中有一位良家妇女文昕，她的欲望如何被逗引被一步步引向没有内心挣扎的道德的模糊边缘地带，这样的故事叫人理解起来很需要费点气力，所以，以一个警世故事作外衣，又恰好后面的叙事几乎全面瓦解警世的意义，这是这一小说最令人觉得不舒服的所在:我们缺乏安全的道德界线后，对故事的理解常常陷入无所适从的状态。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他无法给我们力量呀，他更没有给我们安排我们熟悉的故事的出路。是呀，这本书就是一部貌似好理解套路挺熟悉的警世言，但内里却阴郁而悠然地传达出一种我们所不熟悉且很不喜闻乐见的欲望幽灵如何控制人的故事。
第三，这种幽灵化的欲望其实非常符合我们当下人的精神状态。我很佩服邓局长那种神出鬼没地安排幽会的本领，更对他在情人被他人诱惑之后不愠不怒的“清醒”感觉不可思议。不要见怪，作者就是要写一个被欲望控制的同时又得心应手地反控制欲望的人的表演。按道理，他那地下地上的生活不让他患上精神分裂症才怪，可不是这样，他活得不分裂，因为他太习惯这种分裂状态，理所当然地他就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分裂状态。所以，作者是让一个本该大嚷大叫的人活得不动声色。所以，他又成了一种时代欲望的象征。我们这个时代，不就是在造就着许多地上地下的分裂状态的同时又让你觉得只有精神分裂地生活着才是自然着的吗？这是时代病，几乎人人都有着阴的阳的进行欲望运作的手段，但事后都不会为此而反思而检讨。所以我觉得作者写出了这种堕落，同时又将堕落审美化，这种不尴不尬的审美状态又正好对应了我们时代的欲望分裂式的病症，这才是这部小说的特色。当然，批判式的反思本就不是这部小说的强项，甚至是这部小说回避了的。那么，就让我们将《邓局长》当成考察这个时代的世情和人心的一个活标本吧，其中有着对我们内心分裂状态轻柔的叩问——这，也许是我们希望从这部小说中得到的更深刻一点的意义之思考途径吧。
(《邓局长》张旻/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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