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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慕克：诺奖不是退休奖 | ||||||||||
| 2008-06-05 作者：傅小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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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的亲历者，四川汶川大地震牵动着帕慕克的心。此次访华，在不同场合，他多次向汶川地震受难者致哀。他将在京沪两地进行的签名售书改为签售义卖，所得善款用于资助在京读书的灾区大学生。 本报记者 傅小平 5月21日，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抵达北京，开始了为期十天的中国之旅。他是继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之后正式受邀访华的第二位诺奖作家。无可疑义的是，他也是近年来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诺奖作家之一，当库切、耶利内克、品特等把普通中国读者挡在愉悦阅读门外时，帕慕克非常适宜地出现了。 北京是帕慕克此次中国行的第一站，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他外文所名誉研究员的称号，并为他安排了多场演讲。作家莫言等与他做了晤谈。同时他兴致勃勃地携女友、2006年度布克奖获得者、印度女作家基兰·德赛游览了王府井、大栅栏、恭王府、故宫等景点；28日，帕慕克来到鲁迅故里绍兴，在绍兴文理学院举办一场演讲，也游览了这个历史悠久的江南古镇。次日，在杭州逗留一天后，他来到上海。期间，他参观了上海博物馆、拜祭了鲁迅墓，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与上海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座谈。 作为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的亲历者，四川汶川大地震牵动着帕慕克的心。在来中国之前，他就通过邮件对中方人员表示问候，并通过电视关注灾情。此次访华，在不同场合，他都向汶川地震受难者致以哀悼，并表示:“我对所有中国人表示慰问，我理解这种悲伤的感情以及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的团结。”他说，自己当年经历地震后，看到灾区景象就产生一种负罪感，令他忍不住写了一篇有关地震的文章，该文章也将在中国发表，希望能与中国读者交流震灾带来的感受。同时，他将原计划在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签名售书改为签售义卖，所得善款由世纪文景转交给光华科技基金会，主要用于资助在京读书的灾区大学生。 获奖改变了我的生活，没改变我的写作 2006年10月12日，54岁的帕慕克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的授奖理由是他“在探索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事实上，此前的2005年，他就是获奖呼声最高的作家。 在回顾获奖的经历时，他说:“在获奖之前，土耳其或其他地方的媒体经常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得奖，什么时候能获奖……如果我做任何事情，有人就会说我是为了得奖，事实上，我并没有为获奖做任何事。谢天谢地，现在总算没有人再问我这些问题了。” 获奖后，帕慕克也没有像去年诺奖得主多丽丝·莱辛那样苦恼。“我得到获奖的消息时，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我在睡觉，用我新买的手机接到了获奖的消息，然后我打电话给出版商，要他保证不会影响我的生活。事实上，获奖后，我的生活还是被改变，但没有改变的是，我依然在写作，依然对文学作出贡献。”帕慕克反复强调，在获得诺奖之后受到的压力，反而让他更加努力工作，“很高兴告诉大家，我刚刚完成了一本600页的小说，已经交给出版商。我已经向世界证明，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退休奖。” 然而出乎帕慕克意料的是，获奖也使他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争议作家”。争议的焦点就在于他与政治的“紧密关系”。自从公开谈论了本国种族屠杀内幕之后，土耳其西北大城市贝莱吉克的民族主义者们反应神速，立刻焚烧了他的作品，图书馆里他的书被勒令全部下架，人们在集会上撕毁他的照片，土耳其第一大报骂他为“卑鄙小人”，甚至，他被迫取消了原定赴德举行的小说《雪》的朗读活动……作为一个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有人也因此质疑他获得诺奖和其对政治的热衷不无关系，正是政治上的“异己”色彩让他获得了诺奖评委们的青睐。帕慕克对此断然否认，“首先我不承认我在作品中，因为政治问题惹了事。另外，我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只是一个小说家，我和政治无关。” 帕慕克不希望媒体渲染他在本国受过的“不公正待遇”。他说:与遭到相似命运的同一代土耳其作家相比，我的例子不大一样:因为我名声在外，所以外面的人也关注到这件事；而反过来，要不是我名声在外，根本没人注意我说过什么，也就不存在指控，“相对于我的前辈和许多同行，他们有的被送进牢房，有的被谋杀，而我只经历过一场审讯，我很幸运”。 尽管获奖让帕慕克的名字在西方国家声名鹊起。但他说，把自己的名字和西方当代文学大师放在一起的做法，让他感觉非常不舒服。把他定位到西方当代经典系列里的做法，“感觉自己就像介乎于桃子和橘子之间的一种新奇水果一样”。 他同样不讳言自己作品的“流行”:很少有诺奖作家，其作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拥有那么庞大的读者群，他的作品迄今被翻译成了57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也几乎没有一位诺奖作家的作品，像他的作品那样具有鲜明的流行文学特征、且在街头巷尾被捧读。当有观众因此质疑说，他的得奖是否意味着诺贝尔文学奖也开始关注流行文学？帕慕克巧妙作答:“我只是开创了诺贝尔文学史上的一个先例。一切让时间去证明。” 我是东西方两个世界幸福的结合体 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授，作品得到西方国家高度评价和认可，帕慕克终日游走在东西方之间。在面对“你的内心到底属于东方还是西方”这样的追问时，他总是回答说:“我倾向于不要谈论这个问题为妙。很多时候，这个问题有个假设，贫穷的东方要顺从西方建立的一切。”“我其实反对这种分类方法，如果你非要这样问的话，我要说，我很高兴我同属于这两个世界，我不是纯粹的东方人或者西方人，我是土耳其人，是两个世界幸福的结合体。” 23日，在中国社科院所做的题为“我们究竟是谁？”的专题演讲中，他介绍说，19世纪，曾经强大的奥斯曼帝国被西方打败，土耳其出现了一批所谓"青年土耳其"的人，土耳其开始向西方学习，后来它的追随者发起了西化改革运动，很多非西方国家都有这样一个西化过程。这一过程有许多问题，他让很多人遵从一个错误的逻辑——土耳其的贫穷、虚弱源自传统。在他看来，非西方国家总是面临着西方化还是抵制西方化的问题。而土耳其正是在东西方历史与现状的夹缝中失去了自己的身份。 源于土耳其所处的特殊背景，东西方的冲突是帕慕克一直在思考和在写作中面对的问题。他说，当我们在土耳其谈论传统与现代紧张关系的时候，当我们谈论土耳其与欧洲含糊其辞的关系的时候，耻辱总是悄悄潜入。无论在哪里，只要感到耻辱，自豪的民族主义就会浮现。“我的小说正是取材于这些阴暗的素材，这些耻辱、自豪、愤怒和挫败感。这些虚弱的情感很容易成为无法控制的火焰。我试图把耻辱看作一个低语的秘密，分享秘密就会带来解放，这是小说艺术教导我们的。” 帕慕克表示: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任何一个国家不要因为有两种精神、属于两种不同文化、有两个灵魂而感到担忧。精神分裂症可以让人聪明。如果你过于担心你身体的一部分会杀死另一部分。那么你只会剩下单一的精神。那就比精神分裂症还更糟糕。这就是我的理论。“我试图在土耳其政界、在要求国家必须有统一灵魂的政客们之间宣传我的理论——我要指出他们的做法要么属于东方、要么属于西方，要么就是民族主义。我相信这种一元论的世界观会在土耳其逐渐消退。民主、自由的土耳其思想越加确立，我的想法就越能被人接受。”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与上海文化界人士的座谈中，帕慕克重申自己尽管在写作中，接受东西方冲突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说这样一种艺术的分别，但是同时他通过日常生活的方式，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在我的写作中，我尽量不去进行价值的判断。比如说这是一个东方的问题、伊斯兰的问题、还是说西方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在我的人物的脑海中非常清晰地存在着。” 小说的历史就是人类解放的历史 身份、东西方、文化、宗教，这些元素时常出现、纠缠在帕慕克的小说中，他的小说艺术因此显得丰富驳杂，博大精深。在题为"我们究竟是谁？"的演讲中，帕慕克现身说法，从代表作《雪》切入，以《雪》为例讲述自己的小说创作。他说，《雪》的主人公“卡”在法兰克福度过了生命的最后15年。“卡”有自己的土耳其名字，但他放弃了这个名字用了“卡”。小说里的“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政治避难者来到法兰克福的，但“卡”本人对政治并不感兴趣，诗歌才是他的生命。 帕慕克说:小说的神奇机制就是把自己的故事当作所有人的故事。小说家可以试验那条将个人和他人分别开来的界限，同时改变自己身份认同的边界。每一位伟大的作家后面，他最大的喜悦恰恰就是这种赋予他人生命，实现自己的身份认同。他对小说和小说家做了如下定义:“小说家就是试图进入他人的生命。小说的历史就是人类解放的历史。让自己穿上别人的鞋子，通过想象放下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便能将自己释放。” 时空各异，情随事迁。当下写小说和读小说承载的意义与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以来，作家们开始直接对着全世界的小说读者讲话，渐渐由为本国那些不读他们作品的多数民众写作转向为在世界范围内关注他们作品的少数读者写作。帕慕克对这种新的文化秩序的构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5月24日题为“你为谁写作？”的演讲中，他表示:新的文化秩序的构建，引起了诘难者的不安。他们唯恐走向世界的作家从自身文化的传统中吸收养分时，将失去自身的真实性，“但他们却忽略了一点:作家的真实性取决于他融入自己所在世界的能力，取决于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变化的身份的理解能力。世上没有一个理想的读者不会受到社会禁律和国家神话的影响。同样，世上也没有理想的小说家。但是，不管是他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作家，他们都在为理想的读者写作。首先，他们会想象有这么一个理想的读者，然后，在创作时脑子里还时刻想着这个理想的读者。” 与当今的许多作家一样，帕慕克同样关注纯文学创作日渐边缘化的主题。在面对新浪网访谈的读者提问时，他表示:我觉得小说肯定会对社会、大众产生影响，但是应该说明的是那种比较高深、严肃的文学作品，往往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实际上令我觉得很悲哀的现象是，那些严肃文学的作家，往往他们的读者都不是很多。而通俗小说，甚至是庸俗小说，则大量侵占着读者的阅读空间。不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好的作品还是会不断出现，而且会一直存在。“实际上在我年轻的时候，包括现在也有很多愤怒的年轻作家、他们会非常不满于小说的边缘化，或者被过度商业化的现象。我想说的是，我们其实可以把这种愤怒作为动力，进行自己的创作，写出更好的小说，去吸引更多的读者，通过这种方式进而保存我们优良的文化传统。” 相机不离手的帕慕克时时“自拍” 上图摄于杭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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