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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姝
葛翠琳一直在为孩子们写童话，一写半世纪。她的童话充满了浓浓的诗意美，是民族抒情风格童话的代表作家。她的代表作《野葡萄》、《金花路》伴随一代代孩子成长，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海外。上世纪90年代，葛翠琳和韩素音共同创办了冰心奖，为推动中国本土儿童文学的发展尽心尽力。现如今，昔日“长辫子姐姐”已成为了亲切、慈爱的祖母。电话中约见葛翠琳老人，她甜美清脆的声音，竟听不出是一个75岁高龄的老人。活在童话里的她，心灵永远年轻。
语言不是凭空造出来的
笔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作家将民间文学素材引入童话创作，也涌现出大批优秀作品。您初登文坛之时的童话作品也带有浓郁的民族风情，为什么那时会有如此多的作家将目光投向民间呢？
葛翠琳:在世界范围内也是这样的，有些是收集整理民间文学，有些是取材于民间文学素材进行再创作。如苏联的乌拉尔的传说，是收集整理；有些是作家再创作，比如说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格林童话》就是收集整理的比较多；安徒生的作品有些也是取材民间文学素材，但只是取材，作品主题的深化、人物的塑造、情节的结构，完全是作家自己的。
笔者:我觉得您的作品就应当属于后一种。
葛翠琳:对。在50年代，中国收集民间文学的范围还是很广的，代表性作家就有河北张士杰，专门收集义和团的故事；江浙一带陈玮君写的《龙王公主》，很多西湖的传说等等；广西有肖甘牛，他写过《一幅僮锦》；山东有董均伦、江源，但基本上是收集的工作做得很大。像洪汛涛写的《神笔马良》是作家取材于民间文学素材再创作的，后来还拍成电影，影响很大。文革以后，直到现在能够吸取民间文学的素材、风格、语言，各方面特点很浓郁的、有代表性的就不大多见。
笔者:那您觉得为什么现在的作家就不再像从前那样关注民间文学的素材了呢？
葛翠琳:这个和生活有关。50年代的那批作家，不管是陈玮君、张士杰、董均伦，他们基本上童年时代就在农村，生活在那个地区，对那个地区的语言、生活都很熟悉。取材于民间文学素材的创作和跟他自己本身的修养有关，而且他一定很熟悉民间，才能够写出生动、感染人又有特点的作品。现在农村的生活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些作者距离民间文学生活的原始状态、生活环境很远，就不太容易具备那样的特点。语言不是凭空造出来的，要有生活。
笔者:读您的回忆性散文，50年代您也是经常到农村去，听到很多故事。您对民间文学、民间童话的兴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吗？
葛翠琳:这个跟童年时代有关，因为我是个农村的孩子，童年时代都是在农村那种生活环境里长大的。
幼儿文学语言不过关
笔者:您和冰心的友谊保持了半个世纪。
葛翠琳:可不是嘛，从5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她去世。
笔者:我觉得在您的作品中、特别是幼儿童话作品，贯穿着爱与美的主题，这是否也是受到冰心的影响，使得您在作品中格外注重对于爱与美的传达？
葛翠琳:我觉得给幼儿的作品写作特别重要。因为你怎么能够启发、引导孩子去观察、认识、理解、感觉这个世界，培养独立判断的能力。幼儿求知欲很强，怎样给他美的东西，能够陶冶他的心灵，不能生硬地塞给他。最重要的是精练、准确、规范、生动。所以写幼儿童话的千字要花的功夫等于是长篇的一万字。每一句语言都要斟酌，幼儿正是学习语言的阶段，你给他一个词他就不会忘记，会用来表达他自己的意思。我觉得现在有些幼儿作品句子都不太通顺，有的甚至是翻译的倒装句。
笔者:有些好像是直接从英语句式翻译过来的，没有经过符合汉语语法习惯的加工，很生硬的感觉。
葛翠琳:有的一个句子里出现两个被动句式，我们汉语里很少用的，特别是幼儿文学中。给幼儿写作语言要求标准很高，因为他们是学习语言的阶段，不能给孩子病句。幼儿文学特别难写，可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的幼儿文学语言不过关，比较草率，甚至连骂人的脏话都写上去，我觉得这个对幼儿不大适合。
笔者:我觉得您的幼儿童话除了有很浓郁的诗意外，散文化的倾向也是很明显的。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儿童散文是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环节，幼儿文学中精品的散文不是特别多。您觉得是不是为小孩子写散文会难一些呢？
葛翠琳:我觉得这和园地有关，因为很少有发表给儿童看的散文的报刊，出书就更难了。但是儿童、包括幼儿，散文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需要的。像我们童年时代背诵冰心的《寄小读者》等等，这种短小的散文，抒情写景的、写人物的，非常需要。另外散文需要在语言的锤炼上下功夫，写出一千字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却不一定有地方出，所以一些新的作者就不一定会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像过去叶圣陶他们那个时代刊物上非常提倡散文之类的，集成集子可以出书，儿童可以背诵的。散文语言的文学性比较强，因为它不可能靠一个离奇的情节来支撑着，所以在文学性和文学的水平上就要求得比较高，基本功比较过硬才拿得出来。现在的出版社也不太看好散文。
(《空中小屋——葛翠琳童话》葛翠琳/著夕梨雅、奇奇等/绘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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