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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陈福康
吴佩孚在抗战期间，能够最终无愧于做一个中国人，得益于一位老友张国淦的激励和劝谕。此事现在知道的人也是不多的。张先生在抗战中做了很多好事，并有一句掷地作金石声的话：“我不做文天祥、史可法，便当做顾炎武、黄宗羲。人固一死，不能有丝毫含混。”他在战后给侄子的信中说，这“本是做人分内的事”，此语尤令人感动！
先说说张国淦（1876－1959）其人，那可比闵尔昌的历史还要“复杂”得多。他先后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教育总长、农商总长、司法总长等职。北洋军阀覆灭后脱离政界，移居天津，从事学术研究，成为中国方志学的“学科带头人”。全面抗战爆发后迁住上海。胜利后出任《文汇报》董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
抗战时，吴佩孚的“目标”很大。在日本侵略者的强大压力和诱惑下，他也曾一度动摇。但在关键时刻，大智大勇的张国淦赶到北平，晓以大义，劝阻了吴。战后，张先生在给侄子的信中，用极简炼的语句描写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在津四年，……吴佩孚住平，我屡劝其出平。及闻其拟与唐绍仪（按，当时日本令他出面组织伪政府）合作，赶至平为吴陈说利害。多方陈说，尚不决定。吴素以关（公）岳（飞）自命，最后我正色问其：‘岳武穆是否站在金人方面，以枪杆向南？’吴赧然，拍案言：‘此事誓不参加！’并告其左右，以后拒见日人。”
我一直想，我们的小说家、戏剧家和影视工作者，如果把这一幕写（演）进作品中，那该是多么精彩动人。
张先生还在这封家书中提到“徐世昌为北洋老资格，敌方屡屡利用，我在津就近阻止。”而尤令我注意的是信中还写到：“王克敏初次在平（按，指王某在1937年12月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啖以内务。王将去时，曹汝霖来言，敌方军部传达内阁意，强我担任。一面仍严厉拒绝，一面向其剖明是非，并诫曹不要加入。及汤尔和病重（按，时为1940年，汤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督），曹又来言，军部强任教部，兼任王克敏事（时王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政总督）。复经严拒，故改任王揖唐、周作人。”这样看来，张先生至少三次严拒敌方对他的引诱和威逼。而随后著名文人周作人进一步无耻投敌，出任的就是那“教育总督”。前些年有人想从根本上为周氏翻案，竟说周任伪职乃由共产党方面动员，目的是为了抵制缪斌云云。今从张先生信中可知，这些任命全由日本军部和内阁决定，本来他们想“动员”的是张先生；而张先生如果一点头，那就不只是一个“教育总督”，还得加上一个“委员长”和“内政总督”。但是张先生严拒了！
张先生在抗战时还保护、营救了许多爱国人士，他信中也谈到了一些，但他没有谈到他掩护著名爱国文人郑振铎的事。还是郑先生胜利后在《求书日录》中讲到的。说起郑先生，我又想到他也说过与张先生“做人分内的事”很相似的一句话。当年，郑先生在“孤岛”上海冒着危险废寝忘食为国家抢救古籍文献，重庆有关当局觉得应该付一点“劳务费”。郑先生立即去信谢绝：“书生报国，仅能收拾残余，已有惭于前后方人士之喋血杀敌者矣。若竟复以此自诩，而贸然居功取酬，尚能自称为‘人’乎？望吾公以‘人’视我，不提报酬之事，实为私幸！”此信今藏宝岛台湾。彼岸人士披露此信，赞为“高风亮节”。
像张、郑这样的先生，才是真正的大写的“人”；而像周作人，在抗战时是连“作人”二字都有愧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评论者，应该歌颂郑、张这样的先贤。我们再也不能容忍无耻吹捧汉奸的言论和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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