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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王晓渔
1959年的某一天，威尔顿预备学院的一位新生小心翼翼地朗读着埃文斯·普里查特博士撰写的课文：“要完全理解诗歌，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它的格调、韵律和修辞手法，然后提两个问题：第一，诗歌的主题是如何艺术地实现的？第二，该主题的重要性如何？第一个问题解决的是诗歌的艺术性，第二个问题回答的是它的重要性。一旦弄清这两个问题，判断该诗的优劣也就不是个太难的问题了。如果把诗歌艺术性的得分画在图表的横轴上，把它的重要性记在竖轴上，计算一下所覆盖的面积，也就得出了它的优劣。拜伦的十四行诗可能在竖轴上得分很高，但横向得分一般；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可能在横向和竖向上都得分很高，覆盖的面积很大，也就表明它是一首优秀的诗歌。阅读本书的诗歌时，请练习这种分析方法，随着你用这种方法评价诗歌的能力不断提高，对诗歌的欣赏和理解能力也会日益提高。”
这段“深入浅出”的文字折服了所有的新生，他们认真地做着笔记，甚至在纸上画出直角坐标，试图测算每一位诗人的“面积”。正在这时，他们的基丁老师突然大声宣布：“我们不是在安水管，我们是在谈论诗歌。现在，我要你们把那一页撕了。”
以上这个故事出自电影《死亡诗社》，它给人一种半真半假的感觉：在现实生活中普里查特博士比比皆是，基丁老师却是惊鸿一现。不过，北京大学的曹文轩先生却在《学府年选·2004年最佳小说选（点评本）》的序言中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说自己在参加各种文学活动时，“听着听着，就觉得自己不是在开一个关于文学的会议，恍如在开政治局会议，在开哲学社会科学会议”，充斥着“革命”、“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全球化”、“现代性”、“东方主义”、“相对主义”、“殖民主义”、“文化”、“强权”这些词语。他将批评的资源分为“娘家理论”与“婆家理论”，前者指本就是专门用来研究文学的理论，后者指本不是专门为文学而建立、但为文学批评家借用的理论。
当我们说“谈论诗歌不是安水管”，肯定不是在否定自来水公司的价值，这似乎不必多言。但这几年在文学批评界，只要你说一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与是否关怀底层没有必然联系时，必然会有人指责你漠视底层。事实上，“底层”和“文学”都很重要，可是我们没有必要把两个重要的事物拼贴在一起。正如一个男人喜欢自己的妻子，也喜欢足球，如果他以为妻子和足球在一起会很幸福，那就大错特错了。基丁和曹文轩以不同的方式提醒我们，文学需要“回娘家”，而不是被各种充满诱惑的“狼外婆”带走。
在电影里，基丁老师让学生闭上眼睛毫无顾忌地想像，还让学生站在桌子上用新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尽管他最后被开除，却成功地打破了那种安水管式的文学批评。现实不会像电影那样充满惊喜，曹文轩特别指出：“理想是一回事，实践又可能是另一回事。”就在他主编的这本年选中，很容易读到这种文字：“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农民的处境依旧堪忧，如何真实地面对与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这篇小说提出的问题，也是每一个关注中国现实的人所不容回避的。近年来‘三农’问题已被广为讨论，但在文学艺术中却很少得到反映，《麻钱》可谓这一题材小说中的优秀之作。”——这不是文学评论，而是“文学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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