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和话语空间

    本月撰稿李美皆

    话语和话语空间的均衡与相适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话语和话语空间却常常是不能恰如其分相得益彰的。有的人拥有大量的话语空间却没有真正的话语，因此只能滥竽充数；有的人拥有许多的话语却没有空间去言说，因此只能做沉默的大多数。话语在寻找它的空间，但空间却总是为那些没有话语的人准备的，此种悖谬不难发现。

    文学的话语空间，说白了，就是发表空间和出版空间。发表和出版如果仅仅是受制于市场机制，倒还单纯得多，如果是受制于其他，问题就来了，“供求”关系复杂，而且永远是“供不应求”。

    那么，一个人应该是先有话语再来寻找话语空间，还是先有话语空间再来生产话语呢？话语和话语空间是否能量守恒，并因而彼此消长呢？没有话语的空间和没有空间的话语哪一个更可取呢？

    “如果我有某人的话语空间，我会比某人出色得多。”——怀才不遇者可能会这样说。可是，营造话语空间本身就会耗费人的精神能量，挤压人的话语，甚至剥夺人的话语欲望和能力。话语欲望和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被消解了。话语空间的谋取消解了话语欲望和能力，从而消解了话语。所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话语空间的获得，也必须要合“道”。那么，这个“道”又在哪里呢？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这个问题。对于那些有话语而又不懂“道”的人，似乎就只有等待了，这也算是一种消极的积极吧。

    可是，文坛内等待话语空间的人，却像施粥棚前排长队的，多得根本看不到尽头，可怜可叹而又可歌可泣。固然，可以发出一两声“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浩叹，但浩叹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这时候，对于一个消极的积极者，伯乐简直比明君还值得期盼。也许等待的就是伯乐。

    什么样的人可以算伯乐呢？没有任何附加功利、仅以发现千里马为自我价值体现的人。也许“发现千里马”并不难，“没有任何附加功利”才是真正困难的。所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果伯乐同时也是千里马，他会更伟大。如果伯乐只是伯乐，他仍然很伟大。如果劣马占据在伯乐的位子上，那就可怕了。话语权的滥用，往往就是指末一种情况。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句话不好，似乎千里马是否能够成为千里马全部依赖于有没有伯乐了，太让人绝望。应该不管有没有伯乐，千里马都是千里马，只是不为人所知罢了；这样才会给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人一种真正的肯定。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写完后曾投给两家刊物，均被退回，迟子建自己都已丧失了信心，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人民文学》的编辑朱伟发现了它，并问迟子建：“为什么不早些寄给《人民文学》？”难道迟子建是从朱伟发现她的那一刻起才变得优秀的吗？不是的。但朱伟却在发现《北极村童话》的那一刻变得优秀或更优秀了。伯乐的价值就体现于千里马的被发现。所以，伯乐与千里马，这是价值的双赢。伯乐与千里马，必定要相互寻找。

    当今文坛，不要说伯乐，能稍微包容“异己”的人都少见了，基本唯“自己人”是举，倘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不认识的人，只恐连看一眼都不会，更懒得去发现了。文学的价值和现实的考量，如同胳膊和大腿，谁拧过谁是显而易见的。没有话语的空间和没有空间的话语实际上区分开了文坛的入世与出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取舍。偏激一点，也许可以这样表达：在文坛所有可以牺牲的东西当中，最先牺牲的总是文学的价值。

    能够运用自己所拥有的话语权为有价值的话语提供空间的人实在是功德无量了。就像祝贺有情人终成眷属一样，祝贺有价值的话语都能找到自己的空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