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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范培松
现在是游记泛滥的时代。
感谢改革开放，生活提高了，钱袋鼓起来了，政策开放了，国内国外可以漫天飞，公款、私费把旅游业搅得火红火红的。游完回来，余兴未已，于是游记就成批量地涌现出来。每个散文家似乎都酷爱写游记，毫不夸张地说，在知名或不知名的散文家出版的散文集中，百分之九十都会找到游记。游记仿佛成了肥肉，搭配进散文集出售。现在，真是游记的天下。
那么，这些游记的质量如何呢？我记得余光中对中国的游记，曾作过如下评论：“山水游记的成就，清人不如明人，民国初年的作家更不如清。”明白无误的意思是：一代不如一代。看当前游记的状况，完全可以把余光中的话继续下去，20世纪末的游记不如20世纪初的游记。说老实话，我对一般游记，从来不看。有时实在需要，如到某地旅行，就找名人的游记来看看，作些参考，前年去埃及，临时抱佛脚，找来《千年一叹》，文中写到埃及：“旅馆号称四星级，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小招待所，……卫生间的洗澡设备也不能用。”我和同行的几位作家受了它的影响，旅行包里塞满了草纸肥皂之类，但一到那里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这种出入我认为也是难免的，千年一叹也难免一误，我对该书作者没有丝毫责怪之意。我所要说的，当今的游记的病症，不是指事实的出入（当然这也是不允许的），而是指大多数游记是“人民公社化”的产物：都是旅行团的集体旅行，就像以前的公社集体化，乘同一班车，看同一个景，跟同一个导游，买同一本说明书，结果写出大同小异的游记，或是一个景点的文学的说明书，或是说明书的文学说明。这样的游记，怎么不会令人反胃？
我想起了徐志摩，他提出游览山水要“极端自私”。他提出游览，就是要到草坪上滚，要到水里去浪。他游康桥，是完全融到康桥中，最后写出的《我所知道的康桥》，虽然称不上绝唱，但我们从中看到的“康桥”却是徐志摩的“康桥”。大概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真正的游记精品都是作者“自私”的结晶。
徐霞客所以成为游圣，就是因为他的篇篇游记中记述的山水都是徐霞客的。
歌德对荷兰艺术大师吕邦斯在一幅风景画中处理自然景色的艺术如此评述：“吕邦斯正是用这个办法来证明他伟大，显示出他本着自由精神站得要比自然高一层，按照他的更高的目的来处理自然。”当今的游记缺少的就是作者没有用“更高的目的来处理自然”，因此，作品中的“自然”，没有“比自然高一层”，仅仅是复制而已。说到底，在游记中不见“自私”的“我”。
游记中必须有“我”！有“我”则美！
要写游记，就要从游抓起。还是徐志摩说得对，我们应该以“活泼无碍的心灵境地”去享受山水自然的美，真正把自我的感应贡献出来，“自私”一点，或许游记才能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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