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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撰稿 黎焕颐
粉丝粉墨互张扬，媒体纷纷助阵忙。不是天公不抖擞，大师巨匠两茫茫。这些年来中国文坛够热闹，够花描，够忙碌了！然而，大师级的文学大器千呼万唤不露面。就连海外关心我们的汉学专家都感到茫然。按理论家的理论，当前应当是出文学大器呵！五千载的文化底蕴，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山河，经历了一百年天地沧桑的大变化，难道就化不出第二个、第三个鲁迅、郭沫若、艾青、巴金？……问得好！颇有历史的现场感！可是却忽略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应当出文学大器是一回事，历史总有接力棒呀！而出不了文学大器，又是另一回事。其症结安在？是的，不少人曾经作过回答:归之于建国后长期的“左祸”。其实这是纯客观的历史主义的回答。事实正好相反:大灾难出大器识，大忧愤出大作品。这就是周易之所以演于囚室，楚骚之所以得于放逐，史记之所以产于宫刑，船山之所以学奋于崖隐，黎庶昌之所以脱颖于困顿的燕市，郑子尹之所以大成于饥寒的巢经巢之由来。概而言之是两句话:任何大器(当然也包括文学大器)从来是置身于历史和时代的现场，又从来不走历史和时代的过场。
在现场的在，和走过场的走，一字之别，却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前者置身于历史的网罗中，沉潜磨砺，大佛若凡，甘于寂寞。后者目炫浮名的喧嚣，宛如轻狂柳絮随风舞，不甘寂寞。惟其甘于寂寞，所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惟其不甘寂寞，所以只能是生活的匆匆过客，一如蝉唱三秋。历史的潜规则就是如此朴素:甘于寂寞，所以不寂寞。不甘寂寞，所以寂寞。是故，在甘与不甘之间，大抵可以窥见一个诗人、作家的学养工夫。要而言之，风风火火，穿梭于江湖，行走于市场，这里去开会，那里去签名售书，赶热闹，求曝光者，其人其著十有八九是蟪蛄春秋。每当我目睹一些人的作品，瞬间蒙尘，化为造纸厂的纸浆，我就感到阵阵悲凉。噫！书与名速朽，连过场都没有走完就悄悄地月落乌啼……这不仅是作家个人的悲凉，更是同行同代人的隐痛。不是吗？我也忝列其中，是所谓作家，所谓诗人，所谓文化人，所谓“思想者”能独善其身，而不思不想:这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只能是反求诸己:一、心性要沉下来，静心可以生智慧。二、多体味生活，多体味历史，多体味宇宙。三、切忌拾今人余唾，拾古人陈言写文章图浮名。四、要有自知之明，不能强才。才智及天赋，是无法强求的。倘要争，也只能是争人品，争文品的不朽。争依赖权势，争钻营奔走，争媚俗欺世的结伙吹捧，这还能出好作品吗？这还是文学的大器识吗？充其极也只不过是文学的“芙蓉姐姐”而已！曹丕说:“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然要无穷——也就是不朽，则必须是具文学之大器。是故，文学大器之催生，不在吁嗟鲁迅不出，若文学何？而在于远浮躁，亲宁静，贴生活，多读书，养智慧。舍此，是没有不二法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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