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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雨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举世震惊；数百万人的生死存亡，让全球的目光，聚焦汶川。万众一心，抗震救灾，一时成为所有媒体最强势的中心话语，文学更是急速跟进。在地震后的两三天内，已有数千诗歌和散文，发表在各个媒体和文学刊物上，甚至还有北京、上海、浙江的几家出版社在震后的二十天左右，分别出版了三本以上的抗震诗集。还有人已经计划写作大部头的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这样的创作速度和生产效率，堪称史无前例。
然而，当灾难在时间上已渐行渐远，许多生死攸关的事情也逐步尘埃落定。文章千古事，创作的价值毕竟不能单纯用数量说话，更不能以大跃进的速度产出。时至今日，我们对抗震主题的文学写作，也应该有些冷静的思考了。
实事求是地说，抗震之始的一些文学作品，包括一些作家对灾区的各种反应和关注，的确有许多发自内心，甚至是刻骨铭心，有许多充满激情和真情。但是，也不能排除确有一些应景之作。当时许多文学类媒介以及栏目，因为要配合抗震主题，紧急向作家诗人约稿。所以在众多的“命题作文”当中，难免不出现一些被一定现实功利要求所利用的部分。认真检讨前一阶段的写作状况，其中明显的唱高调之处或者人云亦云的声音不也随处可见？所以很多急就章、应景作都只能是外表繁荣下的泡沫而已。
其次，灾难之所以可为精神财富，主要是在突发的巨大变故中，会释放和携带日常状态下难得的极为丰富甚至带有顶级意义的信息和意涵。尤其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整个世界，人与人，人与自我等根本问题上，会激发人们更终极层次的体验和思考。而且，巨大的灾难不仅首先要挑战人的生命极限，更要拷问人性的极点。尤其是传统社会形成的秩序和轨道被突如其来的灾害完全中断和打乱，人的本性一瞬间不在秩序内运行，而完全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性对于利益、观念与价值的选择和取舍，正是文学对于人性的审视与深层次的表现的最佳切入点。然而，过于匆忙的对于灾难的写作，往往会偏于一隅，往往会主旨单一，甚至由媒介固定而统一的议题设置会淹没或忽略更为普世的意义发现。例如，就在汶川地震发生前后不久，缅甸风暴也死亡近8万人，而我国广西等地的洪水也有重大损失。那么，这种人类共同的灾难为什么却在我们的写作中有轻有重呢？文学关心的是普世性问题，文学关心的是人性共通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写作也就不能仅仅在现实实用的立场以及表面的道德立场进行简单的评判、裁判和宣判。我们用数十万生命和鲜血所换来的不能仅仅是一种抗击或者互助的口号与符号。文学如果太急切地就一个现实事件作出道德表态，有时很可能被另一个事件所否定。
地震灾难在人们的心理上还远未平息和过去，而其他灾难还有可能随时发生，人类究竟应该如何面对和承担？文学必须发出最有力度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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