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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北陵
稍上年纪的人，恐怕少有不知道王蒙、刘绍棠、杨沫、马识途、蒋子龙、张贤亮、李存葆、张洁、铁凝的，然而，谁知道，这些闻名全国乃至世界的名作家，当年是怎样被发现被扶持被培养出来的？
北京文坛“四大名编”——龙世辉、章仲锷、崔道怡、张守仁的故事，给出了答案:名著和名作家，有赖名编的“打造”。
名编首先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善于发现，是四大名编的一个共同特点。为了寻找新作，发现新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章仲锷竟冒着寒冬，先后到山西太原找焦祖尧，到原平县找成一，然后又到榆次找郑义和柯云路。结果发现了几颗文坛新星，在《当代》搞出一个山西作家中篇小说专号，隆重推出了郑义的《老井》、李锐的《红房子》、成一的《云中河》、罗雪珂的《女人的力量》，在文坛引起轰动。《老井》被搬上银幕，获得电影国际大奖。张艺谋也因这部作品获得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名编也有一个不计得失的胸怀。典型莫过于曲波《林海雪原》背后的故事:上世纪5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龙世辉从一大堆来稿中发现曲波的来稿。作品先天不足，可龙世辉没有放弃，认定有改写的基础。于是，热情邀请作者来北京商量改稿。原稿中没有爱情的描写，龙世辉别出心裁进行了新的艺术构思。发现作者不具有将编辑想法转化为优美文字的功底，龙世辉索性亲自动笔修改，呕心沥血地几乎把小说重新改写了一遍。小说出版了，作者一举成名。可“少剑波雪夜萌情心”等章节遭到批判，作者声称这些内容是编辑后加的。龙世辉因此背了个处分。同事都为他打抱不平，可他毫无怨言。编辑殚精竭虑，用自己的才华扶持起了一个又一个作者，自己却一世清贫，甚至背负罪名。
名编还有一颗甘作“嫁衣”的良心。60年代初期，一封来自内蒙古的来稿信引起了《人民文学》编辑崔道怡的兴趣，作者叫玛拉沁夫，小说的生活气息浓郁，但艺术却欠火候，崔道怡给作者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意见，希望他能修改。玛拉沁夫却回复说:“崔编辑，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修改，我在呼和浩特熟人太多，根本静不下心来。干脆咱俩躲到包头，您指导我改好吗？”崔道怡二话没说，从北京跑到包头，和玛拉沁夫住进宾馆一个套间，玛拉沁夫住在里屋，崔道怡住在外屋。有崔道怡在身边，玛拉沁夫觉得有了主心骨。他写一段，崔道怡看一段，提一段意见，两人边讨论边研究如何改写。玛拉沁夫的小说《腾格里日出》，终于发表。
我自己也有过体会。上世纪80年代初，为写一篇介绍著名谐剧艺术家王永梭的长篇通讯，一家文化报纸的编辑部主任把我找去商量，陪我采访，完后不但私人掏腰包请我去著名的“老四川”吃烧牛肉，还送我去车站。初稿出来后，又把我请去，边讨论边修改，发表时却只落我一个人的名字，让我好久不安。后来，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我早年结交的市内外朋友，几乎都是报刊编辑。那时，虽然交通没有现在发达，通讯也远不及现在这么便捷，但编辑都非常敬业，为了一篇好稿可以踏破铁鞋，为了发现一个新人不惜行走千里；从寄样报样刊，到去信问候，从热情接待作者来访，到节日座谈的周到安排，细节之中尽显真诚与关爱。一个个无名小辈，就这样被培养成了闻名遐迩的作家；一篇篇不成熟的初稿，就这样打磨成文坛公认的佳作。
名编之名，来源于过人的素养与人品。“独有慧心分品格，不随俗眼看文章。”作家汪曾祺赠给名编张守仁的诗，正是名编的最好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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